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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无书评 那些脸庞为什么会浮现在人山人海中?

2019-08-06 20:31 轮盘赌博

  文字的功能是什么,倘若它是自由的?在散文集《人山人海》收录的同名文章中——它被置于末篇,像是总结,又像是遥望——青年作家、诗人林东林把自己描述为驾驶着光线前往未来,又游荡回过去的人。文字是这样一束光吗?它给予无生命者以生命,给予有生命者以形象,犹如一把雕刻刀——时光正是这样一把雕刻刀,文字在这个意义上与之较量:它可以让时光倒流,或者凝固于一瞬间,看看被时光裹挟而去的或即将馈赠给我们的东西中,究竟有什么是值得细细品味的。

  林东林也自称既非专业也非职业的摄影师,这是他青睐光线,以及着迷于光线与时间与其中物象之间微妙关系的因由。与更多的是一次性观看的定格影像不同,文字是让人在流动的时间中——也即阅读的从前往后——思考的介质;文字在影像终结之地,或者说,在一帧照片的背后开始讲述;文字亦是目击,虽然在刹那间的震撼力上可能不及某些影像,但它可以详述那些被取景框删除的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,它们是一个整体,甚至后者更耐人寻味;影像总是弥散过去的气息,引人怀旧,而文字总是可以打破线性时间。文字是游荡的风,影像是它迎面撞上的一棵棵树。

  收在《人山人海》里的文字,我基本上都读过,有的不止读过一遍。这次集中重读,显然受到书名的暗示,我的注意力放在他如何勾勒、描写一个又一个人的影像上;他们并非总是“独特”——一个已被消费社会毒化的词语——也不意味着林东林一开始就抱定“为人的文学”的明确意图:写着写着,你会发现敲打键盘的手不再受你的控制;一个个渐次凸显的文字只顺从你的内心,那种只有你自己明白但又常常感到迷惑的所在。散文为此提供了最佳载体;它之所谓不能“虚构”,说的不是“捏造”,而是写作者不能出于文字之外的考虑而忤逆自己的心志。如同林东林在自序中所言,他写了活着的人也写了死去的人,只是因为机缘巧合,“你知道了、爱上了或者恨上了他们——他们并不知道,然后他们就此成了你的一部分。因为人就是人所爱、所恨的东西,你之所以爱那东西、恨那东西,即是因为你就是那东西的一部分”。写人是为了辨识自己,这道理并不深刻,却是要历经人生的浮沉和写作的磨难才能获得的,是属于从求索人生绚烂到归于生活平淡的一种极简方式的再现,既是生命的,也是写作的。但与铺天盖地、掩饰不住写作者洋洋自得面孔的“美文”或“软文”不同的是,林东林的这些散文更接近随笔(Essai),它包含有“考量”“尝试”的意味:考量我之何以我,同时去尝试回答属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谜。林东林写诗人余秀华、毛子、张执浩等,不是为了评价其诗歌的成就,而是聚焦于诗歌之内、之外的那个有意思的人,犹如他举起莱卡之时闭上左眼睁大右眼。比如余秀华,“与其说我关注她的诗歌,不如说我更多的是关注她作为一个诗人、女人和人,我想知道她的怕和爱、苦与乐、恶与善、邪与正、绝望和希望,以及她这些正反相悖、前后相离的背后那一条曲曲弯弯的来路”。又如他写到“流浪者”、诗人毛子最早和最近见过的草原和大海,“这两种被陆地托举出的有着某种共通性质的存在方式,都无边无际,它们与头顶的苍穹都宛若两只巨大的扣碗,一种被称为‘波浪’的东西在其中此起彼伏,人在其中则如一叶被荡来荡去的扁舟”。林东林并非只是对诗人这个“特殊”——这也是被妖魔化了的词语——群体感兴趣,他写得更多的是与他有过或长或短交集的、于人群中很难被辨识出来的人:邂逅的高中同学“董小姐”,出租屋内的各色合租客,“牯岭一家人”,校园旁打字复印店的名叫“王静”的女子……他也写深圳吉田公墓里埋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美丽的女孩子,写他在豫东老家老坟地的所见所闻。我发现,林东林确实具有他在《深夜电话》中自我“吹嘘”的、与素不相识者长久聊天的才能;也就是,在以文字探索人之谜这个古老而深奥的终极问题时,他拥有某种讲故事的天赋,那种故事中人讲给他听,而他又活龙活现地讲给你我听的禀赋。他的散文也正应了“随笔”词源中的“平衡”之意:平衡故事与经验,或具象性与抽象性。这些文字也在讲故事,但不像小说是为故事本身的趣味和蕴含而生;他是在寻思他为什么会忆起这些故事中的人,为什么会写下这个人的那些故事,那些人早已与他离散,或提早进入了另一个沉默的世界。

  当林东林说“事实上,你永远无法从一片水中打捞出一滴确定的水珠,也永远无法把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彻底分离出来”的时候,他的意思是你永远无法达到用文字或摄影想要完成的目标;但这一切是值得的。文字的功能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见证,如同许多作家诗人宣称的。它也在于参与:参与他人的故事进程,同时也就是参与到你我他共享的时光进程。某种意义上,散文文体的参与程度要远远高于摄影;相对于小说,它是更加“属我”的文学。也因此,真诚与否成为阅读者判定其价值的最主要尺度。林东林在《人山人海》中显示了他所能达到的真诚度:对己的真诚也就是对你的书写对象的真诚,反之亦然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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